兴趣,既是一个有趣的心理问题,又是一个热门的教育话题;既是一个古老的历史课题,又是一个多学科研究的领域。在计算机科学领域,如何借助深度学习模型识别并预测用户的“兴趣点”,已成为推荐系统的重要课题;而在教育学领域,面对人工智能时代的冲击,如何重新理解并培育学生的学习兴趣,则关系到下一代成长方式与教育价值取向的重估。古今中外,不同学科对“兴趣”的追问,在今天汇聚为一个更具现实紧迫性的时代课题。 在研究繁荣的同时,学习兴趣研究仍存在值得警惕的内在失衡:一方面,微观实证研究日益精细;另一方面,对其概念边界、价值内涵与理论谱系的反思却相对不足。这使学习兴趣容易被窄化为一种可测量、可激发、可操控的心理变量,而其与个体生命成长、意义体验之间的深层联系则被削弱。本文主张回到范畴层面重新理解学习兴趣,并将“乐之”与“生长”视为两个具有奠基意义的核心范畴:前者源于儒家传统,强调主客交融、以学习本身为旨归的愉悦境界;后者根植于杜威教育哲学,强调个体在经验改造中的持续发展动力。“乐之”与“生长”分别凸显兴趣的内在价值与发展意涵,二者之间的张力与互补,共同构成学习兴趣研究演进的重要思想线索,本文梳理二者的哲学渊源及价值论基础,尝试提出“乐之”与“生长”辩证综合的可能路径。 一、学习兴趣研究的理论源流 (一)“乐之”与“生长”的哲学渊源 早期关于学习兴趣的讨论,重点并不在于提供具体教学策略,而在于回答两个根本性的哲学与规范性问题:学习兴趣究竟是什么?它为何具有教育上的根本价值?因而,这一阶段的研究更多采用哲学思辨、经典阐释与理论推演的方法,其意义在于为兴趣在教育中的地位提供价值论上的正当性说明。 “乐之”范畴集中体现了东方儒家教育思想中关于学习境界的理解。孔子“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的论述,构成了关于学习投入层次的经典表达。其中,“乐之”居于最高层次,它超越了单纯的认知掌握与情感偏好,指向主体在与知识、德性实践深度契合之后所获得的内在愉悦与精神充盈。这种“乐”并非外在奖赏所致,而是“著于心”的“内乐”或“本心之乐”。由此可见,“乐之”所强调的并不是外在刺激下的短时兴奋,而是学习者在自我生成与自我完善过程中形成的内在生命体验。 在西方,兴趣的系统性理论建构于近代逐步展开。赫尔巴特率先从教育学和心理学的结合处对兴趣进行界定与分类,将“多方面兴趣”视为教育教学的重要目的,并将其作为课程设置与“教学形式阶段论”的心理依据。至此,兴趣不再只是教学中的经验性观念,而开始成为可以进入教育理论体系的核心概念。 “生长”范畴则在杜威的现代教育哲学中获得系统阐发。杜威不将兴趣理解为对孤立对象的短暂注意,而是将其视为主体在行动中与世界建立有机联系的征象,是经验不断展开与重组的“生长”信号。在这一意义上,兴趣具有过程性、关系性和发展性特征。杜威关于兴趣的论述并非凭空出现,而是在回应赫尔巴特学派相关问题意识的过程中逐渐形成。 二者共同构成学习兴趣研究的元理论基石,但所展开的价值方向并不相同。“乐之”凸显兴趣的目的性价值,强调学习本身可以成为一种值得追求的生命体验;“生长”则凸显兴趣的发展性价值,强调兴趣是推动个体持续成长、经验更新与能力生成的重要动力。它们分别从内在回报与发展效应两个维度回应了“为什么需要兴趣”这一问题。也正因此,兴趣研究自一开始就内含价值与功能、目的与过程之间的双重面向,而这正是后续研究不断分化、重组的重要思想前提。 更进一步看,“乐之”与“生长”不仅是兴趣的两种理想样态,也可被理解为两种基本解释框架:“乐之”对应的是以内在目的、精神完善与审美境界为核心的理解路径;“生长”对应的则是以经验互动、功能生成与发展过程为核心的理解路径。 (二)心理学视域下的兴趣理论发展 随着科学心理学的兴起,兴趣研究的核心问题发生了明显转向:研究者不再仅仅追问“兴趣应当是什么”,而开始进一步追问“兴趣在心理上是如何构成的、又是如何发生与发展的”。在这一过程中,“乐之”的境界性与“生长”的过程性被逐步转译为可以观察、测量和验证的心理学概念与模型,兴趣研究也由哲学思辨迈向科学建构。“兴趣心理学”作为专门的研究领域,正是在这一转向中逐步形成并深化的。 在兴趣结构研究中,影响最为广泛的区分是“个体兴趣”与“情境兴趣”。前者指个体在较长时间内形成的稳定偏好、知识积累与积极情感,更接近“乐之”所呈现的持久内在倾向;后者则指由特定环境刺激触发的、相对短暂但强烈的注意与情感反应,更贴近“生长”过程中个体对情境挑战的即时回应。这一划分的重要意义在于,它使兴趣既能够被理解为一种长期品质,也能够被理解为一种可以被环境激活的动态状态。 在此基础上,描述兴趣动态演进的过程理论模型逐步形成,其中以“兴趣发展四阶段模型”最具代表性。该模型将兴趣的发展描述为从“被触发的情境兴趣”走向“成熟的个体兴趣”的连续过程,本质上是将“生长”范畴精细化与操作化。此后,围绕不同年龄阶段、不同学科领域和不同教育情境的研究,持续对这一模型进行了验证、拓展与本土化阐释。 为进一步解释兴趣得以生成并持续的内在动力,自我决定理论等动机理论被广泛引入兴趣研究。相关理论强调,自主、能力与归属等基本心理需要的持续满足,是内在动机形成与维系的重要条件。从这一角度看,“生长”之所以可能,不仅在于任务本身是否有吸引力,更在于个体是否能在与环境的互动中不断获得能动感、胜任感与联结感。相关研究从个体与环境相互作用的角度解释兴趣的形成与变化,正体现了“生长”范式的交互性特征。 对于兴趣究竟如何发生,学界始终存在多种解释路径,观点主要包括本能论、需要论、定向反射论、活动形成论等。这些解释虽然侧重点不同,却共同说明兴趣并非单一机制所能穷尽,而是一个涉及情感、认知、活动与环境多重因素的复合性范畴。也正因如此,学习兴趣研究至今仍是一个需要多视角持续推进的重要领域。 二、当代学习兴趣研究的实证进展与价值隐忧 当代理论模型逐步成熟之后,学习兴趣研究的关注重点进一步转向真实教育情境,其核心问题也随之改变为“在复杂的学校生态中,学生的学习兴趣究竟受哪些因素影响,又应如何加以系统培育”。继而,研究范式由实验室中的控制研究转向自然情境中的综合探究,逐步形成了以大规模量化实证为主、以质性研究与设计研究为补充的多元融合格局。这一转向在深化我们对兴趣“生长”机制理解的同时,也使兴趣研究面临新的价值辨析任务。 (一)系统化实证与设计研究的主导 当代研究的重要推进,首先体现在借助大规模量化实证更细致地描摹了学习兴趣的“生态系统图景”。现有研究普遍表明,兴趣的形成与维系嵌套在多个交互层面之中:在个体层面,自我效能感、先验知识、掌握目标和期望价值等因素具有基础作用;在任务与教学层面,任务的真实性、挑战度以及学生的自主空间具有关键意义;在社会与情境层面,教师支持、积极关系与成长性评价则构成兴趣持续生长的重要社会条件。这些研究共同强化了个体与环境复杂交互的基本认识。 同时,为直接回应“如何培育兴趣”这一实践性问题,基于设计的研究逐渐走向前沿。这类研究通过在真实课堂中持续干预、反复试验并优化教学环境与活动,尝试构建能够引发、维持并深化兴趣的微型教育生态。无论是跨学科项目式学习,还是融合教育技术的课堂创新,抑或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方案,都体现出以系统设计思维支持兴趣发展的努力。从这一点看,“生长”范式所强调的过程性、互动性与可干预性,已经成为当代学习兴趣研究的重要方法论取向。 (二)工具化倾向与“乐之”价值的边缘化 在实证研究不断追求精细化与干预效率的同时,“乐之”所承载的内在性、目的性与超越性价值,也面临被边缘化的风险。这种风险首先表现为工具化倾向:不少研究更倾向于以成绩提升、技能熟练或任务完成等外在指标来衡量兴趣培育成效,由此使兴趣在某种程度上被理解为提升教学效率、服务既定目标的手段。如此一来,学习本身作为一种有意义的生命体验,其价值便容易退居次位。 这一倾向并非只是当代研究中的偶发现象,其背后有着较为清晰的历史线索。二战之后,随着国际竞争的加剧,教育改革的重心逐渐由个性发展转向学业成绩与智能发展,教育中的“兴趣说”也随之式微。在强调成绩、效率与可比较性的教育叙事中,兴趣更容易被纳入外部目标体系之中,其作为教育目的本身意义则相对被搁置。即使在当代兴趣研究再度升温的背景下,这种工具化惯性仍在持续。 数智化环境进一步放大了这一问题。依赖即时反馈、游戏化机制和高频刺激的“兴趣激发”方式,固然有助于在短时间内唤起注意,却未必能够通向需要持久投入与认知努力的深层“生长”。更需要警惕的是,在技术逻辑主导下,“兴趣”还可能被转化为可计算、可预测、可推送的行为变量。一旦兴趣被持续窄化为可操作的变量,其作为生命体验与意义生成契机的内在价值就可能进一步被遮蔽。 三、“乐之”与“生长”的辩证综合与价值重构 通过梳理“乐之”与“生长”两大范畴的流变,可以看到学习兴趣研究大体经历了从哲学思辨到心理建模,再到生态干预的演进过程。当前的关键问题并不在于是否继续推进“生长”研究,而在于如何避免对“生长”效率的单向追逐,使兴趣在高度可干预、可评估的框架中被过度工具化。换言之,未来研究需要思考的不是以“乐之”取代“生长”,而是在“生长”的现实路径中重新展现“乐之”的价值维度。 在这一意义上,当前学习兴趣研究所面对的,并不是实证研究与人文关怀二选一的问题,而是如何在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重新建立平衡。以“生态系统”视角和“设计研究”为代表的当代路径,确实显著提升了兴趣培育的科学化与系统化水平,但也容易将兴趣固定为服务于成绩、素养或行为改变的变量。对学习兴趣“偶然性”的强调,提醒我们:兴趣并不完全服从技术控制,它还关联着经验唤醒、意义触发与主体自我生成。从教育史看,“兴趣说”之所以长期具有生命力,正在于它既关系学习效果,也关系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及其完整发展。 综上所述,未来研究至少可在三个层面继续推进。其一,在方法论上,进一步促进量化研究与质性研究的互补,在揭示一般规律的同时,更细致地把握个体意义体验及兴趣品质的长期变化;其二,在实践取向上,由短期“激发”转向长期“滋养”,从“兴趣发现论”进一步迈向“兴趣培育论”,使教育者不只是兴趣的唤起者,更是兴趣发展过程中的支持者与陪伴者;其三,在价值目标上,重新确认兴趣培育所服务的并不只是成绩提升或能力生成,更是“完整的人”的成长。只有当“乐之”的价值维度与“生长”的实践路径真正贯通起来,学习兴趣研究才能在当代教育中重新获得更为稳固的理论深度与育人意义。 文章来源:《教育》2026年第30期 作者:丁丽 于江涛 何金 作者单位:丁丽,伊犁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于江涛,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宁市第八中学;何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州教育局电化教育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