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关乎国本、国运。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始终将文化建设置于治国理政实践的重要地位，以宏大的历史视野和辩证的思维方式洞察文明发展规律和文化建设规律，在继承发展、守正创新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基础上，围绕新时代文化建设举什么旗、走什么路、遵循什么原则、涵盖什么内容、达成什么样的目标等一系列基本问题作出重要部署，创造性地提出一系列新观点、新命题、新论断，形成了内涵丰富、逻辑缜密、价值深邃、系统完备的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武器和行动指南。
哲意，指哲学思想内蕴的智慧和启示；发微，则是对事物内在精髓与原委的深度探索。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哲意发微有两重含义：一是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渊源和精髓要义进行深入挖掘分析，二是在研究基础上结合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哲学观念和文化建设规律对习近平文化思想加以理解和阐发。理论的体系化构建与学理化阐释，既是理论创新的内在要求，也是推动理论发展的关键路径。习近平文化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理论篇章，其形成与发展正是一个不断推进体系化与学理化的过程。为了全面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精髓和深刻内涵，需要“重点研究阐释我们党提出的新理念新论断中原理性理论成果”。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原理性理论成果之于宏观层面，是对新时代伟大实践进行的系统化文化凝练与文化表达，是新时代文化工作的经验总结，是中国智慧的世界开显；之于微观层面，是对事理精蕴和缘起源流的深挖。依循马克思所言，“哲学正变成文化的活的灵魂”。理论上，对文化思想的理解与把握，离不开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哲学支撑；实践上，一种文化思想要指导文化工作顺利开展，必然需要与之相应的哲学底蕴。尤其是习近平文化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思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民本思想一脉相承，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建设的实践中凝练升华，融合了理论与实践，横贯了历史与未来，连接了逻辑与价值，明体达用、体用贯通，是立足新时代文化建设背景下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视野、论域与方法的扩展和创新。由此，剖析习近平文化思想中内含的哲学意蕴，有助于从科学向度赋能新时代文化建设，担负新时代的文化使命，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精神基石。
一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哲学溯源
“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可见，文化是具体而现实的，它生成于特定的社会历史进程中，是特定社会认知获得和秩序规制的方式。习近平文化思想哲学底蕴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在连续性的理论探索、价值体验和现实实践积淀中不断丰富与完善。以历史整体性、实践主体性、价值独立性以及文明超越性的文化发展逻辑溯源之，习近平文化思想是践行“两个结合”的理论成果，内蕴着“根”“魂”统一、培“根”铸“魂”的原则要求。坚持马克思主义魂脉的文化哲学思想是习近平文化思想哲学底蕴形成的理论基点，承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的民本思想是习近平文化思想哲学底蕴形成的价值原点，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建设的成功经验是习近平文化思想哲学底蕴形成的实践支点。
（一）理论基点：肇始于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思想
循史而察，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书写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壮丽的篇章，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不仅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根本指导思想，更是新时代推进伟大事业必须牢牢把握的思想魂脉。文化作为精神和观念的核心表达，其产生与发展始终是人类思想史中的核心议题，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关涉的重要维度。纵观马克思主义学说，马克思在其相关著作中提及的“文明”“现代社会”“精神生产”“精神交往”“精神力量”以及“意识形态”等概念，一方面凸显了其哲学的实践性本质，另一方面强调了哲学的理性审视要与现实的个人和现实社会文化生活紧密结合，由此搭建了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思想的基本框架，为习近平文化思想哲学底蕴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
纵观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思想的发展逻辑，马克思作为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批判者，其对文化问题的探讨始终以唯物史观为价值依归，以关注个体、变革实践为落脚点，围绕人的本质、人的解放和人的价值实现进行文化哲学思想阐发。关于文化本质，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思想立足物质生产实践和社会分工理论，提出了精神生产的概念以探寻文化生成机理，将精神产品（包含思想、观念、意识等）的生产活动归结为社会生产的基本形式之一，赋予文化以实践属性。关于文化主体，马克思将人的类特性归结为“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并强调“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以此将“文化”与“有意识的活动”进行内在关联，论证只有现实的人具有实现自我完善的内在需求和主观能动性，是生产、承载和发展文化的主体，凸显文化的属人性。关于文化功能，文化的特质在于对整体意义的“生存与生活方式”进行理性审视。它呈现的是一个人类共同体（集体）的共有的生活方式与观念体系，具有内在整合性、群体内聚性和价值引导性。正如马克思所言，“个人在精神上的现实丰富性完全取决于他的现实关系的丰富性”，处于社会关系中的个体必然会受到主流文化的影响，并以此作为言语行为和价值判断的尺度，最终达成整个社会的价值共识。关于文化价值，马克思指出，人是“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的物种，其文化创造是一种以主体为目的，彰显和表达自由精神的活动，并且“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由此可见，文化是人实现自我解放、自由发展的前提和标尺，也是推动人类全面自由发展的不竭动力。关于文化发展，依循历史合力论，历史最终诞生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文化也不是自成一格、简单显现的事物，而是主观与客观、个体与社会、本土与国际等“众多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文化发展从时间意义而言，是每个历史时代文化纵向传递、连续发展的过程；从空间意义而言，是不同民族地域文化传播交流的过程。
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魂脉的文化哲学思想，鲜明地体现为对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正如习近平所强调的：“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建设的思想。”围绕“文化本质”，习近平文化思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历史实践中孕育而成，同时又指导新时代文化建设不断向前发展，透射出鲜明的文化实践属性。聚焦“文化主体”，在回答文化建设“为什么人”这一根本问题上，习近平文化思想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的根本立场，不断强调人民的文化主体地位。专注“文化功能”，习近平文化思想将思想引领力、精神凝聚力、价值感召力、国际影响力作为文化建设目标，强调从文化创造中凝聚奋进力量，以思想上和精神上紧密团结增强社会凝聚力和向心力。着眼“文化价值”，习近平文化思想遵循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的发展方略，大力推动精神文明建设，达成丰裕人之精神、激发人之潜能、推动人之发展、实现人之自由的效果。围绕“文化发展”，习近平文化思想以“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广纳博采、兼收并蓄”为理论特质，在理论展开和现实验证中不断丰富完善。由是观之，习近平文化思想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思想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在世界观与方法论层面与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思想保持了内在一致性。
（二）价值原点：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民本思想
文化一方面被理解为上层建筑领域内的组成要素，是社会意识形态凝结于物质与精神方面的思维化呈现；另一方面被理解为人的本质的对象化，即自我存在与活动的方式，是主体塑造对象的实践，也是自我意识的表达。由此可见，文化产生发展于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中，是一个前后贯通的、具有历史性的存在。同时文化作为属人性的实践活动，蕴含着丰富的主体性内涵，文化发展是主体思维外显、创造事物、发展自身的连续性实践活动。因循社会历史发展逻辑，文化发展必将经历由传统向现代的历时性演变。所谓优秀传统文化，并非概指历史上一切曾经存在过的文化，也非从过去直接复制、僵化不变的文化，而是指沿袭至今、经过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以深度嵌入当今现代化语境、对当今社会发展仍有指导意义的文化。习近平文化思想作为一个不断展开的思想体系，探求其哲学底蕴也需要向传统溯源，在承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的相关思想中贯穿文化与历史领域，彰显中国特色的价值力量。纵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全局，其中的民本思想与当代社会中的“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本观点具有高度价值契合性，分析研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是理解和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哲学底蕴的价值原点。
着眼中国古代历史演进趋势，涉及“民心”“民情”“民意”的民本叙事贯穿始终。尤其在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民本作为极具道德色彩的价值论内涵，具有道德维度和政治维度的双重标识。“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是我国古代最早对民本思想的系统阐释。这一思想强调民本是政治统治的核心基础，是决定一个朝代兴衰成败的关键。这是历代王朝的统治者、政治家经过反复思考和不懈追问得出的政治经验，深刻体现了我国古代先贤对人民主体地位的深刻理解与高度重视。虽然在个别历史时期囿于统治者的专制与昏庸，民本思想一度被搁置甚至否定，但就整体历史而言，民本思想在不断实践、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保持着自身的生命力。有鉴于此，服务于政治目的的思想家也围绕“如何实现政顺人和的政治愿景”从思想文化维度展开论述，并提出了诸多具有民本意蕴的思想观点。立足政治权术运用的整体审视，儒家的“民贵君轻”和“仁者爱人”思想要求统治者必须“善行政”“行善政”，将“德政”“仁治”作为治理规则；道家的“以百姓心为心”思想强调统治者应与民心相通；法家的“政之所非，在逆民心”思想警醒统治者政治兴衰与人心向背息息相关。这些论述从政治统治维度阐明了爱民、惠民是实现长治久安的价值基础。立足理想社会的外在考察，“天下为公”的思想主张刻画了人人互敬互爱、各得其所、各尽其用、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大同”理想世界，这一思想以“民本”“德政”为主体的架构从伦理生活维度彰显了人民主体的价值立场。立足人之本性的内在考量，“家国天下”主张“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将“家”“国”“天下”贯彻一体，强调国家发展与个人发展的紧密联系。这一思想从个人道德维度构建了国家与民众间的道德秩序与互动方式，肯定了人民的基础地位和历史作用。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实质是在民族自主性视角下，探索现代化的文化理论的新制式、文化实践的新范式和文化价值的新境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有其永不褪色的价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含着流淌于民族发展史中的精神品格、价值取向和文化基因，是我们的文化屹立世界文化激荡大局而不倒的关键。对习近平文化思想进行文化哲学的理性审思，既需要激发中国文明固有的生命力，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民本思想为价值原点，也需要立足以现代中国为基础场域的“旧邦新命”，发挥中国思想、中国价值和中国立场的规范作用。由此观之，“尊重人民主体地位”是习近平文化思想聚焦主体力量、激发人民创造潜能的价值表达；“以人民为中心”是习近平文化思想关照主体需求、站稳人民立场的价值底色；“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是习近平文化思想复归主体本质、关注人的全面发展需求的价值彰显。总体而言，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哲学底蕴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民本思想中，体现于其尊重人的主体地位的价值观之中，诠释于肯定人的主体性的方法论之中，实践于满足人的主体诉求之中。
（三）实践支点：发展于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建设的实践经验中
一定的文化在观念层面反映着相应社会的政治与经济结构并为其服务。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便与中国先进文化紧密联系，党的百余年奋斗历史既是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也是一部文化建设的历史。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先进文化的领导者和践行者，始终将建设具有科学性、民族性和大众性的中华民族新文化视为重要使命，不断谱写文化建设的新篇章。习近平文化思想作为新时代背景下党领导文化建设的最新理论成果，以文化建设的客观实际和丰富实践为基础。其中的实际和实践是一个动态演变过程，既指向客观现存的事实条件，也指向不同历史阶段文化建设的经验积累，历史因素的积淀和实践因素的影响共同推进习近平文化思想哲学底蕴的孕育、形成与发展。
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建设的实践经验主要体现在对文化建设的科学理论、思维方法、主体力量和物质基础的探索之中。就指导理论而言，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地提出和制定了一系列科学的文化建设理论、纲领和方针政策，为文化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针对反帝反封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现实需求，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发展“民族化”“民主化”“科学化”“大众化”的新文化；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聚焦巩固思想统一、改造旧有思想的发展任务，中国共产党依据《共同纲领》在科教文卫领域全面开展除旧布新，完成文化思想的过渡；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围绕正本清源、解放思想的时代主题，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发展以精神文明为核心内容的社会主义文化，明确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方针。就建设方法而言，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立足中国实际，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文化。在领导文化建设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积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有关文化建设的观点运用于中国文化建设的具体实践中，创造性地发展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社会主义文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力量源泉而言，始终坚守人民立场，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为文化建设提供源源不断的力量源泉。一方面，在实践维度上，思想的实质是群众性活动，毛泽东强调人民群众是从事文化创造的实践主体；另一方面，在价值维度上，无论是革命时期的“为革命的工农兵群众服务”，还是建设时期的“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人民一直是文化建设的价值主体。就物质基础而言，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为文化建设奠定了坚实外部基础。从推翻“三座大山”实现民族独立，到新中国成立夯实制度基础，再到改革开放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实现了经济的飞跃式发展，为文化建设提供了充足的资源支持与广泛的发展空间。
基于理论向度，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文化建设思想在理论层面的创新，表明中国共产党对文化建设规律的认知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基于实践向度，它明确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推动理论创新与文化繁荣的战略布局和实施路径，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供了系统性指导，彰显了其“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理论品格。纵观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核心及原创贡献，其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彰显于对新时代文化建设理论观点“体”之思考，习近平文化思想着眼新时代的文化使命，提出“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的发展要求；人民主体是文化建设的工作导向，习近平文化思想将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作为重要考量，是人民至上理念的实然遵循；物质文明是文明体系中的基础要素，在文化建设中具有基础制约作用，习近平文化思想协调统筹物质富足与精神富有，是推动物质与精神紧密相连、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应然取向。于“用”之谋划彰显文化主体性，习近平文化思想将“一个结合”拓展延伸为“两个结合”，是对历史实践经验的总结升华，也是文化自觉、文化自信不断提升的必然指向。要言之，所谓“体”，主要指的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理论，而“体”之成立在于“明”，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哲学底蕴在不同时期的历史实践探索中逐渐形成；所谓“用”，则是依据这一理论指导工作实践，而“用”之成效在于“达”，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哲学底蕴在当代现实实践发展中得以辨明。
二
习近平文化思想哲学精蕴
哲学作为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具有从整体性意义镜诠、观照、反思以及重构现实的效力。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文化理论和文化实践互动发展的体系化产物，既包含了新时代应该建设什么样文化的理论审思，也涉及了如何推进新时代文化建设的实践考量，彰显了认识论与方法论有机统一的哲学底蕴，贡献了一种集“文化存在论”“文化认识论”“文化价值论”“文化发展论”于一体且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哲学新范式。结合马克思主义哲学视角，习近平文化思想始终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理论指导，其中，实事求是蕴含着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根基，是习近平文化思想形成发展的前提基础；与时俱进蕴含着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要义，是习近平文化思想前进发展的科学指南；守正创新蕴含着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精髓，是习近平文化思想自我更新的内在动力；人民至上蕴含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特质，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永葆底色的价值立场。
（一）实事求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唯物论根基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批判以往的哲学家们将哲学局限为认识世界的工具，而忽视其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对现实所发挥的能动作用，湮没了哲学在归结世界的本质规律后运用规律超越现实的终极意义。基于此，马克思从无产阶级革命的立场强调哲学通过革命实践从而改造世界的功能，创造性地赋予哲学实践性的基本特质，并将实践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毛泽东在《实践论》中将实践性归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最显著特点之一，并结合中国具体实际予以其中国性语境阐释，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方法论要求解释为“实事求是的态度”，并将其作为中国共产党开展工作的思想基础。“实事”指的是客观存在的所有事物，“是”代表客观事物内在固有的规律和联系，“求”则是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研究与探索，在科学研究和各类实践活动中逐步获得符合客观规律的真理性认识，并将获得的认识反过来指导实践，从而形成“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辩证循环。在此过程中，认识的不断深化和实践的不断推进互为前提、相辅相成，共同推进事物向更高层面发展。可见，“实事求是”不仅是一种科学的认识方法，更是一种以事实为依据、以求是为目标的实践模式。
实事求是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论基础，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立论基石和哲学根基。正如恩格斯所言，“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必须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立足时代问题灵活应变，才能确保其作为科学指南在现实实践中发挥指导作用。习近平文化思想作为“两个结合”的理论成果，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科学分析新时代、新形势、新局势，考察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和文化发展态势、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基础上，综合研判提出“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的新时代的文化使命。这一文化使命是对我国文化建设目标的一以贯之和对建设内容的持续深化，是着眼我们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刻提供精神动力的需要，是回应人民精神文化需求多元化、多维度、多领域趋势的现实考量，是赓续历史文脉促进文化创造、传承中华文明推进文化发展的历史必然，是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文化支撑的应然选择。
质言之，习近平文化思想承续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实践品格，是立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这一“实事”进行探索而“求”得的“是”，是植根于社会实践、服务于现实需求，并在不断实践中发展完善的开放性理论体系。知是基础、行是关键。新时代以来，我国在文化建设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成果和显著性成就，已经确证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不仅在思想理论层面实现了对新时代语境中“文化何谓”与“文化何为”的精到阐释，在新时代文化建设中展现出强大的思想引领力，更在实践应用层面推动文化事业不断壮大、文化产业不断繁荣、文化优势不断凸显，为新时代文化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
（二）与时俱进：习近平文化思想的认识论要义
依循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反复性和无限性是认识过程的特征。具体而言，人们对于一个复杂事物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多次反复、不断深化才得以完成。同时，随着事物自身的发展和现实条件的变化，人类认识也呈现出无限发展、永无止境的特点。因此，真理并非静止不变的绝对实体，而是一个随着实践推进而不断发展、与时俱进的动态演绎过程，其效力源于与社会实践的良性互动，只有扎根于生动的社会实践才能保持其持久的真理伟力，若脱离了社会实践便会陷入思想僵化和思维固化的困境，逐渐沦为形式化的教条，最终丧失其指导实践、引领变革的功能。马克思主义作为真理，绝不意味着是固定的、封闭的、僵化的、静态的理论。作为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未将马克思主义视为“终极真理”，而是明确指出“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是随着社会实践和现实形势的变化而不断发展更新的。《共产党宣言》的多次再版发行正是与时俱进这一理论品格的最佳写照，马克思和恩格斯只要发现某些论断已经“过时”，便会通过再版的方式修订和更新原来的认识，尤其是针对原理的运用，强调“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
与时俱进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要义，是习近平文化思想前进发展的科学指南，也是其理论特质和生命力所在。在深入分析新形势、探索新问题、总结新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创造是与时俱进的重要体现，习近平文化思想作为“总结历史—立足现在—面向未来”的连续发展、不断丰富的理论体系，与时俱进是其理论内核。就理论逻辑而言，习近平文化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在新时代的运用和发展，一方面坚守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核心要旨，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牢牢把握党的文化领导权。另一方面拓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内涵和外延，以“两个结合”为文化理论增添时代底色和中国特色。就历史逻辑而言，习近平文化思想形成于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建设的深入探索中，从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期，“民主的、科学的、大众化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兴起，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革命文化、社会主义文化兴起，再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两手抓、两手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兴起，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文化建设领域不断探索、不断创新、与时俱进的品格特质。就现实逻辑而言，习近平文化思想发展于新时代文化实践中，针对文化建设的工作部署，从“宣传思想工作”到“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文化建设在治国理政全局中的地位日益提升；从“九个坚持”到“十四个强调”再到“七个着力”，文化建设的内容体系日益完备、战略目标日益清晰。
要言之，任何一个文化系统都存在于由历史（时间）和社会（空间）构成的时空坐标系中，与时俱进是文化发展生生不息、保持真理力量的应然之义。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一个不断展开的、开放式的思想体系，因时而变、随事而制，在具体实践中把握文化建设规律，提出与时俱进的新理念、新思路和新举措，是坚守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有机统一，是古为今用与革故鼎新的有机统一，是承接党的百余年文化建设经验与接续理论创新与实践创造的有机统一，是以我为主与兼容并蓄的有机统一。
（三）守正创新：习近平文化思想的辩证法精髓
依循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对立统一是事物发展的根本规律，是事物发展的动力源泉，是辩证法的核心与实质，它揭示了事物内部蕴含着相互对立的因素。这些对立的因素相互制约的同时又相互联系，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在这些因素相互作用中推动事物向更高阶段转化发展是事物矛盾运动的精髓。关于辩证法的本质，马克思以“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一语道出其中要义，彰显出鲜明的批判性和革命性，明确事物发展于“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自我否定、自我超越过程中，强调应以动态变化的辩证否定方式实现对事物的理性观照。习近平汲取辩证法精髓并将其运用于治国理政中，旗帜鲜明地提出“守正创新是我们党在新时代治国理政的重要思想方法”。一方面，守正是创新的前提基础，是更具继承性和根本性的创新；创新是守正的目的路径，是更具前瞻性和创造性的守正，作为相互对立但在特定条件下又能够相互转化的两个因素，凸显了对立统一规律。另一方面，守正旨在继承事物内的积极因素，创新旨在革新事物内的消极因素，守正创新指事物在时与势的动态演变中依据内在规律和外部环境的变化而调整，体现为适应性调整和内省性革新，凸显了辩证否定规律。
习近平文化思想体系作为守正创新的理论成果，深刻回答了新时代文化建设应该守何之正，创何之新的问题，即守马克思主义魂脉之正、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之正，创社会主义文化之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造就新的文化生命体，体现为守正道路、方向、原则与创新思路、话语、机制、形式的统一。在此基础上，习近平文化思想将守正创新作为文化建设的逻辑主线贯通于文化建设各个领域之中。在意识形态领域，守马克思主义之正，创意识形态工作局面之新。意识形态作为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决定着文化的性质和发展方向。习近平文化思想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在守正创新中深入推进“两个结合”，建设具有中国特色、新时代特点的社会主义文化，不断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引领力。在文化传承领域，守中华文化主体之正，创中华文化视野之新。遵循中华文化主体性的价值表达是新时代文化建设的首要要求，为文化自立、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提供了理论依据和逻辑解释力。习近平文化思想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和文化主体性，在守正创新中推进“第二个结合”，充分掌握文化主动，在历史传承中发展进步，在中外交流与比较借鉴中塑造自身特色，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注入更深厚的文化内涵。在对外交流领域，守人类文明发展之正，创中华文明形象彰显之新，立足“两个大局”加速演进和深入互动的时代背景，顺应交流互鉴、包容开放的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趋势。习近平文化思想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在守正创新中推进“形于中”的中华文化也能“发于外”，在宣介中国主张、彰显中国力量、传播中国精神中为人类文明发展新图景作出新贡献。
概言之，知常明变者赢，守正创新者进。守正创新是贯穿中华民族几千年文化基因的智慧结晶，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中不断开拓进取的重要方法论，也是推进习近平文化思想不断丰富发展的内在动力。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以守正创新为指导，以思想引领变革、以变革促进发展，尊古不复古、守正不守旧，不断发展具有强大思想引领力、精神凝聚力、价值感召力、国际影响力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四）人民至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唯物史观特质
唯物史观从人的现实存在和实践活动出发，深刻揭示了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客观规律，提供了科学的分析框架，为探索社会历史域内的一系列问题提供了方法论指导。考察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论始源、价值根柢与实践机制，其发展于对“现实的人”的考察中，重点着眼于对“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分析中，最终落脚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追求中，人民群众及其实践活动是一以贯之的逻辑主线。聚焦社会历史的主体问题，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有言，“历史上的活动和思想都是‘群众’的思想和活动”，强调人民群众在历史变革和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主体作用，而后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中论述历史真正动力时指出，历史结果是多种客观因素的交互作用，并非单个历史杰出人物的动机，而是以历史必然性的整体力量确证人民群众的合力是历史发展的推动力，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论断从历史维度、实践维度和价值维度证成了人民群众主体性，形塑了唯物史观人民至上的价值立场和理论特质，同时回答了马克思主义政党“依靠谁”的动力来源、“为了谁”的价值取向以及“我是谁”的本源问题。
人民至上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特质，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永葆底色的价值立场，是新时代文化建设的工作导向，回应了我国文化建设依靠谁、为了谁以及属于谁的根本性问题。习近平强调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要以“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根本方向，结合时代主题，把握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力求把最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人民。依循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理念，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文化建设依靠人民。人民群众不仅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更是社会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人民群众的生活实践是精神产品创造和发展的源泉。习近平文化思想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强调文艺工作者应扎根人民的火热生活，自觉拜人民为师，问需于民、寻计于民，从而创作出符合人民需求、富有时代气息的文艺作品。依循人民是社会历史主体的理念，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文化建设为了人民。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既是文化建设的价值导向，也是中国共产党践行人民立场的真实写照，更是满足人民自由全面发展在文化域的必然遵循。习近平文化思想将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探索文化产品精准供给之道，切实增强人民的文化获得感、幸福感。依循人民是文化的服务对象，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文化成果由人民共享。随着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民对于精神文化的需求也日益提升，文化各领域应通过精细入微的艺术表现、丰富多样的文化形式以及富有感染力的文化内容，创作出符合人民精神需求与价值追求的高质量文化产品。依循人民是文化的面向对象，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文化成效由人民检验评判。文化产品的先进性与人民群众文化利益的实现度具有内在一致性，因此必须将人民群众的满意度和认可度作为衡量文化建设成效的核心标准。
总言之，唯物史观立场坚定地提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历史进程和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这一理论是人民至上的立论之基和价值之源。人民至上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和价值遵循，始终贯穿于中国共产党百余年来领导人民进行文化建设的实践历程中，是习近平文化思想始终不渝的价值追求。关于新时代文化建设“为了谁”这一价值命题，习近平文化思想以“文化建设靠人民、为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受人民检验”为回答，是唯物史观特质的当代彰显。
三
习近平文化思想哲学践履
哲学起源于古希腊，是由动词“Philo”（爱、追求）和名词“sophy”（智慧）复合而成的，其最初含义可理解为“爱智慧”或“追求智慧”。可见，哲学并不是纯粹的观念性活动，而是“知哲学之理”与“以哲学行动”知行合一的实践之学。诚如杜威所指，以观念形式传递思想理论是不可取的，“只有当他亲身考虑问题……才算真正在思维”，与哲学理论相比，掌握哲学思维，从而以哲学之思求解时代之问并推动现实发展是当代哲学实践的核心任务。反观文化本体，“文以载道，文以化人”的文化主张彰显其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要求。有鉴于此，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是新时代的文化使命，也是习近平文化思想哲学践履的使命所在和目标所指，遵循“悟哲学之理、用以哲学之行、达至现实之道”的哲学实践指向，需要从本体论出发，巩固文化主体性，提振文化创新创造发展力，坚定文化自信的鲜明品质；需要从价值论出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激活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生命力，坚持文化自觉的价值关照；需要从方法论出发，推进“第二个结合”，激发文化强国建设内生力，树立文化自强的使命担当。
（一）本体论基础：巩固文化主体性，提振文化创新创造发展力
文化通常被视为观念上层建筑的表现形式，其本质是特定政治经济条件下的产物，不同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必将塑造不同的文化形态。以唯物主义审视之，文化形成于特定的社会历史域中，是具体的、历史的且具有内在规定性。以辩证法审视之，文化具有能动性，产生于社会实践又反作用于社会实践，并在与实践结合的动态过程中被赋予新内涵。中国共产党在百余年奋斗实践中始终将文化作为凝聚共识、推动发展的关键要素，在社会实践发展中构建反映时代特征、服务现实生活的文化。虽然发展变化是文化的应有之义，但其中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价值标识，民族化科学化大众化的理论品格是其不变底色。立足“变”与“不变”辩证统一的哲理，习近平指出，“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主体性指主体在主客体关系中具备驾驭地位和施加作用能力的特性，是主体发挥主观能动、彰显本我意识、保持自身独立的特质，也是主体掌控自我和客体的价值属性。文化主体性是对文化主体根本特征的判断，是以高度文化自信抵御文化历史演进中外来冲击、保持自身主体地位的关键，表现为一个国家或民族在发展自身文化过程中发挥自主性实现文化“自我发展”，发挥能动性推动文化“回应挑战”，发挥创新性促进文化“开创新局”的特质。在宏阔的历史文化视野中理解“巩固文化主体性”的内在必然性，夯实了习近平文化思想在本体论层面的文化发展根基。
习近平文化思想作为新时代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体现着鲜明的中国特色，蕴含着深厚的中华情感，充盈着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既是坚持文化主体性的理论成果，又为巩固文化主体性提供理论指导。文化主体性是“坚定的自我”与“文化自信”两个维度相统一的主体性。“坚定的自我”指向文化“有没有”的存在向度，文化主体性指独立的文化形态在面对异质外来文化的冲击挑战时，能够凭借自身的文化传统、文化取向和文化精神，进行独立的思考、辨析、批判与借鉴，继而在文化交流互鉴时能保持自身独特的民族性和精神的独立性，屹立于世界文化激荡的新格局中。“文化自信”指向文化“好不好”的发展向度，文化主体性是文化自信的根本依托，是推进文化创新创造的前提基础。正如习近平所言，“要善于从中华文化宝库中萃取精华、汲取能量”，文化自信源自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发展，形成于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进行文化建设的历史实践，发展于世界文化的交流与交锋、交融与共生，始终对自身文化理想、文化价值、文化生命力和创造力保持高度自信。因此，巩固文化主体性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深入推进“两个结合”，创造发展体现中国特色、彰显民族特点的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坚持开放包容，不断推进文明交流互鉴，从“人类知识的总和”中汲取智慧，创造发展以我为主、兼容并蓄的文化形态。
巩固文化主体性并不意味着因循守旧、固化不变，而是立足“不变”谋求“新变”，在强化主体性的同时推进文化整合与文化创新，为提振文化创新创造发展力奠定基础。一方面，巩固文化主体性内部存在着文化批判与文化继承的辩证统一。中华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经过长期积淀而成，其内容丰富但杂而多端，既有精华也有糟粕，需要以思想能否适应生产力的发展需要并推动社会进步作为评判标准，继承其中的积极因素作为主体性要素，克服改造消极要素以适应推动发展。另一方面，巩固文化主体性与推进文化创新创造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体现了创新基础上的固本培元、领航把舵，巩固主体性基础上的寻求突破、推陈出新。巩固主体性就是为文化发展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与稳定的价值框架，不断赓续民族精神命脉，构建共同精神家园。创新创造则是立足当代社会实践，同时也放眼世界文明百花园，结合新时代语境和世界文化发展趋势，拓展文化内容、创新文化表达话语、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赋予文化主体性新的时代内涵与实践意义，拓宽坚定文化主体性的广度和深度，在保持文化主体性的同时推动文化与时俱进发展，为新时代文化实践提供强大的文化驱动力。
（二）价值论引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激活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生命力
任何一种思想体系既有科学理论为底层支撑，同时也蕴含着特定的价值指向，体系内的具体理论内容和观点均具有价值论层面的意义指向，围绕特定价值目标展开又为实现价值目标提供理论依据。习近平文化思想并非纯粹文化理论的集合，其深层意蕴在于整体性层面的价值意义所指，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在发挥人民在文化建设中的主体作用基础上把最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人民，在满足人民物质需求的同时积极关照人民精神文化需求，实现对文化创造与文化享用、物质富足与精神富有之间有机关联性的总体把握，以及对新时代文化建设规律、个人自由全面发展需求与精神文化需求新趋向之间紧密关联性的整体理解，揭示其中特有的哲理化意涵。以历史唯物主义审视之，精神活动产生于人的主观思想观念之中。物质生产会直接影响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全过程，精神又受制于物质。因此，精神生活是人们在物质生产基础上进行的精神生产与交往的活动，实质是满足人的精神需要。而人作为实践性的存在，人的需要是其天生的“内在规定性”，作为社会关系中“现实的人”，为实现自由全面发展的目标，个体的需求不仅局限于物质层面的满足，更涵盖了精神和社会层面的需求，体现为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的辩证统一。以辩证法审视之，人们通过物质生产创造物质世界的同时也享受着精神生活，但其精神生活的富裕由物质世界的发展程度和社会关系的丰富程度所决定，体现为自主性与依附性、创造性与享用性的辩证统一。立足“精神”与“物质”辩证统一的哲理，针对人民群众日益多样化、层次化和多维化的精神文化需求，习近平提出物质富足与精神富有两手抓、两手硬，“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协调发展”，以物质文明建设为精神富有奠定基础，以精神文明建设为物质发展提供动力，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立足“创造”与“享用”辩证统一的哲理，针对新时代文化建设“依靠谁”“为了谁”这一价值层面的根本问题，习近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人民群众既是进行文化创造的主体，也是文化服务的对象，从价值维度实现了对人民主体地位与人民精神文化需求的深刻把握。
“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属于人民”是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表达。具体而言，“为了人民”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价值起点，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大力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积极提供优质文化产品与服务、推进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其最终指向是回应人民精神文化需求、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依靠人民”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价值动力，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形成过程始终紧密联系人民群众，深植人民生活，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创造潜力和思想智慧，为文化创作注入源头活水。“属于人民”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价值旨归，习近平文化思想是秉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理念，在深入推进文化惠民工程、广泛开展各类大众喜闻乐见的文艺活动中，保障人民的基本公共文化权益，满足人民群众不同层次的精神文化需求，确保文化发展成果和文化利益由人民共享。
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将“以人民为中心”作为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价值立场，为推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提供了文化价值导向，指明了坚持文化自觉的依据、目标和意义。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作为推动共同富裕实践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民对美好生活追求的现实观照，也是个体实现自由全面发展的必然前提，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文化建设中对于个体发展的价值自觉。在文化领域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是激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内在活力的关键所在。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实现，依托于人民群众在不断创造、参与和共享精神文化资源的实践中，有效回应其日益增长的精神需求，进而实现价值认同与文化共享的双重进阶。从实现主体层面而言，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依赖于个体、社会和国家等多个主体的共同作用，而“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为这一“共同体”提供了核心价值指引，以高度凝聚力激发更大发展“合力”。从实现方式层面而言，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离不开坚定的物质基础支持，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强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兼顾了物的丰富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持续增强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从实现保障层面而言，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以精神生活和精神资源的共建共享为基础，而“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为“在文化建设中发挥人民主体作用、文化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提供重要保障，使人民成为文化的价值主体、表现主体、建设主体和享用主体，从而在推进文化自觉中化解精神需求矛盾。
（三）方法论指导：推进“第二个结合”，激发文化强国建设内生力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精髓、立足新时代伟大实践而形成的体系化理论成果。这一思想回答了如何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新时代具体实际相结合，特别是如何与新时代文化建设相结合，以及如何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问题，彰显了其内在的方法论结构。“‘第二个结合’……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文化根基”，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所遵循的方法论原则，其中蕴含着深刻哲理。以辩证法审视之，由于生长语境的差异，“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各具“特殊性”的个体。虽然它们在演变规律、核心概念和话语体系上存在差异，但在关注核心主题和价值取向上，两者具有诸多共通之处。特别是关涉社会发展、人民福祉和道德伦理等“普遍性”问题时，两者在思想认知和理论阐释层面展现了高度契合的共性。共性与个性的辩证统一之道是两者结合的理论基础。立足“共性”与“个性”辩证统一的哲理，针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一重大课题，习近平强调，“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至今仍具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正是因为其融合了中国的需要、耦合了中国的文化、吸纳了本土的元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心理特征、思想情感及文化观念形成发展的起源，其孕育了根基深厚、内核稳定、一脉相承的民族精神，凝聚了中华民族团结奋斗、迎难而上的精神动力，是中国共产党进行理论创新的思想精神内核。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指导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科学理论，是中国共产党进行实践创新的思想理论基础。两者生成背景、发展环境的差异为结合提供必要性，两者在思维方式、理论框架和价值导向层面的共性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提供可能性。从理论与实践相贯通中把握“第二个结合”的逻辑互联性，激发了习近平文化思想在方法论层面的文化建设动力。
从“一个结合”到“两个结合”，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基本规律认识的逐步深化。“第二个结合”作为全新概念被提出，标志着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的实践经验升华为理论经验，形成“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思想体系。习近平文化思想形成于新时代的伟大实践中，从基础层面的正本清源、举旗定向，到发展层面的守正创新、交流互鉴，“两个结合”作为贯穿全局的核心方法论，表现为前提与结果的内在一致性。前提是彼此契合：既包含外在高度相似的表象层面，即价值主张、理论观点、相关概念存在相似性，诸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宇宙观、“天下为公”天下观、“和而不同”社会观，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人类解放”“社会和谐”的价值主张高度契合；也包括内在旨趣高度相同的深度层面，即观点主张背后蕴含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譬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阴阳学说”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辩证统一之道存在着共性。这一深层次的契合印证了“结合”并非简单的“物理拼盘”而是深刻的“化学反应”。结果是彼此相互成就。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言，是在坚守马克思主义“魂脉”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方法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改造，赋予文化时代性的特色，以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激活传统文化生命力，加强传统文化的影响力和感召力；以文化审视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现代力量，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使先进文化始终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发展的精神内核。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而言，是在坚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基础上，将马克思主义扎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赋予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将其融入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以原理分析现实实际，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发展，为高举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旗帜提供中国方案。
文化，本质上是人类社会实践的结晶，随着社会实践的变化而不断发展与创新。换言之，文化建设的目标指向是推动文化发展，而文化发展正是实现文化繁荣的必由之路，也是建设文化强国的根本之需。习近平将“第二个结合”视为“又一次的思想解放”。面向思想层面，“第二个结合”挣脱了以往传统与现代二元对立思维，打破了“西方文化中心论”的神话，树立了文化意义上的坚定自我，实现了文化自发到自信再到自强的转变，成为建设文化强国的动力引擎。面向实践层面，“第二个结合”丰富了文化形态，推动了中华文明向现代形态转型，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创造了融合古今、贯通中外的文化成果，这既是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扬，也是对当代社会发展需求的积极回应，更是建设文化强国的实践动力。
（作者系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